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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标准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祸害的影响反过于有利的效用。谁要收买忍耐？让他们到中国来，因为忍耐在这里是有求必应的。又有谁要收买温良谦让和其他基督教的群众道德，这些道德在基督教国家经过2000年的祈祷、唱圣诗、说教而尚未学得者？让这些人也到中国来，因为在拜偶像的中国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恒河沙数。因为前进速度的变迁笼罩上民族生命，我们现在已非生活于原始的太平、悠闲、谦让的全盛时代，而生活于一个忭急、拜金、自私的时代；一切温良、忍耐、谦逊曾美饰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缓却只加速崩溃。

    好像这个民族不能自行调整而进至革新的世界，成为更健全更进取的人民，并要求一种新的伦理观察以适合生命进展的新速度。她已经丧失了民族精神，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这好像为新近的事情，而从此民族自信的丧失，她变成放纵暴躁，神经过敏，而说了做了许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个寡欢的丈夫或一个老年人受着神经枯梗的痛苦。这个民族跳跃波动变迁于夸大妄与忧郁病二者之间，自很容易地变成歇私的里症了。这表显于一般知识阶级者，尤为明显，他们盖惯于发生神经兴奋作用，因为他们具有绝望的过分感觉，他的精神沉淀入永远消沉的状态中。有许多这样的文人学士深以祖国为耻，他们不满祖国的农夫和苦力，不满我们自己的习惯语言艺术文学，而很想用一个巨大的幕幅把整个中国遮盖起来，只让外人瞧见穿白领圈说英语的中国人像他们自己一样，至于普通人民仍旧忍受痛苦而过其原来的生活。

    于是突然潜意识跃动到前面，统治阶级知道有些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将把国家沦入覆亡的深渊，他们乃转变而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国的万应药膏。有几个主张救国之道在研究使用机关枪，有几个则主张俭约，穿芒鞋草履。另有几个主张跳舞救国，把西洋生活全盘地介绍过来，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货，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术以锻炼体格，另有人主张提倡世界语，提倡佛经，提倡复兴孔教经书，也有人主张把四书五经抛入毛厕坑中让它过30年。听听他们的讨论救国之道，宛似听了庸医在死人榻旁开一个榻前会议。它倘使不是那么可怜，便该是很幽默的。因为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应为废除军人干政，肃清贪污即为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且将有95％受刑事处分。二者对于他们自己都是可惜的，他们现在已变为道德提倡者，正宣扬着旧道德，这固与人无忤。骚动混乱的情形随处可见，一种骚动混乱属于精神的较甚于体质的，那是一种虚伪进步和虚伪爱国心的无方法的疯狂。政府的高级官吏一面发起喇嘛法会以祈祷救国，一面禁止传俗的龙舟竞赛，斥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设工作上切实地有所成就，却颇忙碌于制定男女的服装式样，因为在广西，发现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发现男子的袍子太长，在山东，女子不许烫发，在河南的某些学校里，男子必须剃成光头，在浙江，禁止妇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领旗袍，而在北平则妇女不许蓄养雄犬并牵引过市。

    一切这样的紊乱无足轻重的忙碌，这种疯狂的伪善，过分的粉饰和挂虑，似表现出一种愿望未经实现，表现出意志与体面的冲突。风俗和习惯，本为任何社会的主要骨干，在中国不复被重视；年长老辈不复受年轻者的尊敬，而青年过度严酷地批评前辈；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青年与长辈之间。文化为生活与思想系续的果实，至不甚理解，而批评为现代文化重要保护人，应该密切注视生命的长流，衰颓地偃卧于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种工作巨大过其力所能胜任者，而欣愉的高兴的情绪，本为中国的特色者，深自愧惭而掩藏着。一个人好像是营养不足，神经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着。

    领袖人才的要求

    当我驰想于此等紊乱的现状，此等卑劣与虚饰，觉得好像福音天使的问罗得：“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有多少呢？100个有没有？50个有没有？10个有没有？5个有没有？”假使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是不是这些营养不足、半人格的残缺不全的标本，营营扰攘于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剩留于现代中国的全部人民，因是一个4万万人口的民族自沦于失却牧入的羊群生活？什么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匿的地方？不过我还记得好人在中国往往把自己躲藏起来，往往把自己躲藏于酒、女人、诗里面，或其情致较淡则归返自然而过其朴素生活。我于是又想中国的缺乏宪法保障，这个重大的事实怎样巨大地改变一般的人生观，怎样影响他的人生哲学，是以人生哲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环境根据人生哲学而产生。而经由这个人生哲理的变迁，从主动的而为被动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设的努力因而丧失，而真实的进步又受其妨碍。

    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身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流为盗寇。因为他们是勇敢光明的盗寇，那些人不能勉为柔顺，而任侠，因为体质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捞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渊明怎样自足于白日掩荆扉、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又怎样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具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处分，苏东坡贬至黄州，韩愈贬至潮州，而柳宗元贬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伟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烦剧，退隐林泉之间而纵情吟咏；像袁中郎、袁枚、郑板桥，他们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甘于逸静生活，朝捧热粥而吸，夜伍虮虱而眠。我又想起当局势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方始明白他们需要佛教学说，这是他们一部分所赞成的，也需要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他们全部所赞成的。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出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朴素的棉袍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于是我将观察其原因，以谋获得一出路。

    我将这问题更推进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这些可能的领袖是否遭了暗杀，感受了流行病，或则是中道夭亡？或则是否他们到了40岁已未老先衰；是否他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太强大，因而渐渐随波逐流腐化起来，转取消极放任态度，最后自归湮没像白居易诗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么那些中途夭折之辈倒是幸运儿，他们年纪轻轻死了，留下好的声名。但是历史看来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历史显示和孔子学说肯定：每当困难严重之际，那是伟大人物变更了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许多伟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归罪于制度或诿过于一种制度而非可责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的结果。那很容易表明军阀都是好人，为不良环境之牺牲，受了他们自己地位之压迫，不得不加重税于人民自固其势力，他们的地位又太易于遭遇引诱，几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维新运动，他们经过同样的阶段，同样军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领导之下，卒能获得伟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说，日本的幅员小，那我们又可以归罪于我国领土之广大。于是我们又想起俄罗斯的榜样，挟有等埒半大洲的领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数为与中国相等的贫苦不识字的农民，布尔乔阶级同样的冷淡，上豪劣绅同样的腐败。但是这些老骨头还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出现了形态簇新的国家，辉耀着新的希望与精神。于是我将说，呸！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样我相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为为表率，足以改变全国的风气，如伊藤博文维新的运动。我记得1926年，怎样的全国热烈兴奋以纪念某大领袖，同时一个青健政党出现，好像将拯拔国家出于紊乱与沮丧的现状，怎样的许多青年爬出了学校的墙垣，跋涉数千里加入革命军，视死如归，献身于国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见十九路军怎样一度的激动全国沸腾的情绪，老老少少都把最后一分钱献纳出来，表现一种血气，向非任何人梦想所能及者，存在于这个民族里头。老大的中国一时好像重又找获了他的灵魂。后来不久这把火被浇熄了；它闪烁着余烬的微光，终于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为缺乏监护培养的人。倘令有这么一个人，这死灰不难再度熊熊地燃烧起来，虽至今犹然。

    我们的出路

    我又想到别的方面。好像我们的步骤被限于黑暗现实的无望纠结里面，但又好像我们的步骤不致被限。因为这一个国家，他的潜力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发现，却缺乏解放这些潜力的人。这一个国家有优良的斗士及低能的官长，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业政策，温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团，优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纯良的民主党员及腐败的民主国家。它只需要一种制度把这一切纳入正轨，只需要一种东西为这个国家所不幸地缺乏的。这东西是什么？马上有许多煊赫的字眼掠过我的心头，像民主主义、道德、坚忍、血气、效率、一个优良的执政者……但是民主主义是什么？中国人民向来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阶级最自重的人民。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我们不是有最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吗？它是一种乡村社会主义，自动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职务不过是征收赋税与办理司法而已。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它永久是如此。基尔特这个名目，掉了一个乡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最进步之形式。不过也有一桩使我不能坚持此说，即飞机使农村社会主义不可实现而家族关联关系和村庄关联关系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议会主义就当作民主主义，因为我熟知中国的议员不是一个议员；假使他是中国人，他便不能力议员，议员在中国是一个官，而我们有了大多的议员。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思去选举他们，5000元一票，这些费用将来还是出产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又不能承认任何主义，因为我看见了许多外国的主义，就是最不褪色的主义，进了中国洗衣作丧失了原来的色彩，只留着恶臭的水蒸汽气息而已。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排枪声，它们现在已不复能惊动我，因为大炮的隆隆声不久会沉默，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任新职典礼。又不相信道德提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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