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董其昌,阮大铖,史可法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又号痴庵，别署烟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多变，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待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后，他降清，清授予他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王铎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以气节自持的明代遗民眼中是被鄙夷的贰臣，因此，他始终抑郁不乐。入清之后，王铎做了8年的官，于顺治九年病逝故里。乾隆帝时，朝廷借敕编《四库全书》之际，查毁了王铎的全部书刊，并将王铎列入《贰臣传》。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王铎因他在明亡之后降清，在气节上颇多可疵之处，故许多人对他的人品常有微词。但其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王铎善于画山水和梅阑竹石，他的画主要继承了五代的靳浩和关同的风格，王铎的作品丘壑高峻，气势雄伟。同时他也吸收董源和王维的画法，主要以水墨晕染为主，皴擦不多，略施淡色，山川显得厚实雄伟，生机勃勃。他的山水画景色比较写实，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间，他的山水画是以元人的笔墨技法画出了宋人味道。王铎的人物画极少见,而且画法比较简略，写意。
王铎，1592年生，1652年逝世，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书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明天启进士，累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安。工真、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梁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清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具“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近世对日本国书风有极大影响。存世书迹较多，刻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清史稿》卷七十九有传。《王维五言诗卷》，书于崇桢十六年（1643），绫本，楷书、草书。凡32行，其中楷书13行，草书19行，每行字数不一。纵21厘米，横16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此诗卷前半部分，无论是字的大小、结体、字画、字距，皆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诗卷后半部分的行草在王铎作品中则不乏见，章法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整体感强，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故其成就被人给予很高评价。
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华亭（上海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
董其昌少年时即负盛名，家中富有，好书画，并以书法名垂海内。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曾做太子太保等职。精鉴赏，富收藏。既是画家、书法家，又兼美术评论家。著书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平生对书画理论见解相当丰富，竭力推崇和提倡“文人画”的“士气”。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董其昌才溢文敏。在当时书法上就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是明代大家，绘画上，他专长于画山水，宗法董源、巨然、高克恭、黄公望、倪瓒等，尤其看重黄公望，他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在书法上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融会变化，尤其擅长行、楷书。早年他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他认为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学钟繇、王羲之，兼吸取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他作书与作画都以生拙取胜。他的书法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
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又享高寿，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海。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浩》，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董其昌作品比较珍贵，但在流传过程中赝品不断充进去，至今已难见精品，可说赝品充斥市场，尤其是民间收藏，即使不是赝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但由于难辨真假，所以不敢轻易出大价购买。反之，一旦能确认确是真品，则不惜重金，以购到手为目的。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他的《婉娈草堂图》被专家认可，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达165万美元，成为当时仅次于《元人秋猎图卷》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此画曾为王鸿绪、安仪周、乾隆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籍三编》。这幅山水画,笔墨韵厚重，皴法细密，气韵雄浑，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是难得的精品、真品。以后，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作品，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书》二十七开册，售价为1.65万美元；第二幅是《行书》手卷，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轴，仅卖到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牍》十一开册页，售价1.4万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霁图》绢本手卷，卖到1.5万美元。作品辨伪董其昌作品流传多，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这比一般的仿制要难予分辨。启功先生专写一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详加考证。据现代学者研究，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著名的是吴易，作画的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董其昌的代笔画，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水平较高的代笔之作大多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
阮大铖（约1587～约1646）中国明末戏曲家。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天启间官给事中，依附阉官魏忠贤，为人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崇祯二年(1629)，魏党事败，他名列逆案被罢官，避居南京，招纳游侠，谈兵说剑，但崇祯一朝终未得仕。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明亡。同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帝位，马士英执政，阮大铖得其荐举，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他索贿敛财，镇压异己，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大兴党狱。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清授其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破金华后随清兵入闽，过仙霞岭时因病发死于道旁。一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阮大铖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颇有才华，尤善词曲。所作传奇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等10种，前4种今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诗文有《咏怀堂全集》。
明末时人阮大铖(1578—1646)字集之，号园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氏。万历丙辰科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久因居忧还里。阮大铖曾经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天启四年春甲子，吏部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改用他人。大铖至北京，使补工科，因此心怀怨恨。于是暗中结交宦官进行活动。吏部不得已，重新任用大铖为吏部都给事中，遂得偿心愿。
大铖自此投靠魏忠贤,与一班阉党结为死友，造《百官图》，以献媚于魏忠贤。因为畏惧东林党人的口诛笔伐，上任未及一月便自请归里。大铖回到故乡怀宁，难免心有不平，私下谓亲朋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涟、左光斗诸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捕入狱死，大铖不免面有得意之色。不久又被召至京城，为太常少卿。再次进京为官，大铖似乎预感到危机即将来临，与阉党的来往总是非常地小心。甚至每一次去拜见魏忠贤，都要以重金贿赂忠贤的门卫，要还其投递的名刺。仅过数月，便又侦知大事不妙，复上书乞归。崇祯改元，忠贤既诛。大铖准备了两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杨维垣处。其一专劾崔、魏之阉党。其二“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把天启一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东林和阉党各打五十大板。如此手段既为前史之未有，确实不枉史称有机敏贼猾之誉。崇祯元年，大铖三上京华，任光禄卿。可惜仅过数月，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不久被罢官，又重回故里。明年更是被钦定为通番逆案，论赎徒为民。从此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而不得志。
既然无官一身轻，大铖于是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也结交了不少东林名士，俨然晚明士绅的风雅生活。其实阮大铖天生不甘寂寞，暗地里一直心存投机钻营之心。针对阮大铖准备卷土重来的阴谋。崇祯十一年七月，复社人士会集南京，起草《留都（南京）防乱公揭》。作为明末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签名者多达一百四十余人。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作为阉党余孽，迫害东林党的罪行；表达了复社志士为国除奸的决心。由于一时声势浩大，吓的阮大铖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在那里闭门谢客隐居了五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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